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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养猫，有这样一段文人趣话。

文人爱猫，几乎已成为通例了。作家周瘦鹃就以这四字写过一篇散文，从中国文人墨客大都爱猫谈起，直谈至西方文坛名流好多都有猫癖。周先生家原有一头玳瑁猫，蓄养三年之久，“善捕鼠，不偷食，便溺也有定处”，所以全家上下都爱它。然而后来性情大变，“整天懒得动弹，常在灶上打盹，见了东西就偷去吃，便溺也不再认定一处，并且常把脚爪乱抓地毯和椅垫”，惹得作者很是痛恨，却也无可奈何。一来一去，判若两猫，真让人怀疑原本爱猫的周先生会不会因此而生出一丝悔意。

近代文人是爱猫一族的，亦不在少数，掌故大家郑逸梅曾撰《往事谈猫》一文，列举袁寒云、孙漱石、高吹万、丰子恺、吴湖帆等人都爱猫，南社冯平（壮公）因为爱猫，自署猫庵。某日猫忽走失，壮公甚至还修筑一座猫亭来纪念它。据我所知，还可略为补充，后世自称猫庵的，尚有二人，一为杭州钟韵玉，一是苏州黄转陶（初名小猫）。

郑氏文中并提及陈灵犀“榜其居为猫双栖室”，则不妨多说几句。1940年4月初，唐大郎在《东方日报》“狼虎集”专栏刊有一首七言绝句，诗云：“哭到寅儿泪已倾，双栖楼阁尽多情。凤儿亦是何家号，一是红颜一畜生。”这首诗，题为《先生阁易名为猫双栖楼，赋赠一绝句》，可知陈灵犀此前斋名先生阁，此后更名为猫双栖楼，原因何在？读其首篇《猫双栖楼随记》可知，他当年曾蓄有两头狸奴，一名寅儿，一凤儿，今寅儿已逝，只留凤儿独处。怜其孑然，有意为它觅一伴，期望未来或有双栖之可能，于是改此斋名。文中还以他人之口嘲笑自己不寄情山水草木，而寄之于畜，亦笑而不顾。

唐大郎曾与陈灵犀住在一幢楼的上下层，他对于养猫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？答案是并无好感。查1942年2月27日“怀素楼缀语”专栏，大郎以文言体写道：“猫称狸奴，豢之者有癖，灵犀且不惮为之著盈篇累牍之文，予则皆詈其浪费也。”理由呢？首先是猫屎太臭，遂喜欢不起来。除此之外，并现身说法，称近年来住在一间屋子的三楼，在阳台独立设灶，邻家养了很多猫，然而并不饲喂，总是驱使它们去窃盗邻居的厨房，一年之中，因佣人不察，损失甚大。某天煮了一锅鸡，谁料被邻居家的猫“破锅而窃鸡去”；又一天，买来青鱼一尾，被邻猫将鱼头叼走。大郎气愤至极，想要杀一儆百，遂找了一根木棒，恰好一头猫施施然露头，便用力击打，“猫狂呜而去”。然而并没有多少效果，第二天邻猫照旧出现。急得大郎在文末呼吁，是要任其偷盗呢，还是杀之杜绝隐患。问题自然是无解的，而邻居家养猫不喂，也很让人费解。

两年后的1944年5月21日，唐大郎在《东方日报》的另一种专栏“郎虎集”里还曾提及猫，说卡尔登戏院2楼的写字间“翼楼”也养了一头猫，当大郎写稿之时，常躲在他身后，有时盘踞在两腿之间，大郎对此十分厌恶，再次道及：“予与猫尤绝无好感，今日人粮且不继，遑论备畜食？”但他似乎忘记了几年前猫的功劳。

话说1939年6月5日，在《社会日报》“唐诗三百首”专栏，大郎曾经写道：“室中鼠扰，从舅家携一猫来，猫终日不思食，向家人作呜呜鸣，似求归去，然是夜鼠患遂戢。”并以此事为题材，撰写了一首七言律诗：“猫来终日不思食，岂是殷殷念主恩？至竟仁慈留我辈，何辞贫薄供鱼盆。能为跳荡吾儿伴，自有威仪群鼠奔。亡妇思家朝夕至，黄昏劳汝伺归魂！”诗的末句连带着将妻子去世的哀矜之情，也抒发于笔墨间，是点睛之笔，很能让读者生出同情心。孰料时过境迁，猫的好处竟完全抛诸脑后了。世事艰辛，对此岂不令人兴叹。（祝淳翔）